生命之河里的爱与痛

      青年女作家丘晓兰的本职工作是编辑，现为广西《红豆》文学月刊主编。大约与职业相关，晓兰的创作几乎涉猎了所有文学门类：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文艺评论等。当然，其中倾注作家心力最多，同时也最能体现其性灵、才情与成就的，无疑还是散文写作。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她在国内诸多报刊陆续发表了一百数十万言的散文作品，先后出版了《完美的一天》《幸福是一种简单》《乡韵土风》等散文集。从作家的绝对产量看，固然不算太高，但其创作态度是严谨的、有追求的，艺术质量也呈现出前行与上升的态势——已发表的作品或被评介，或被转载，有的还收入重要选本或荣膺各种奖项。所有这些良好的反馈，把一个有特性的散文世界连同一个有潜质的散文作家，日趋清晰、也日趋生动地展示于文坛。

　　翻开晓兰的散文，迎面扑来的是一个充盈丰赡而又异态纷呈的文学世界。其笔墨之间，有历史的寻觅，也有现实的烛照；有都市的写意，也有乡土的纪实；有风物的点染，也有世态的描摹；有人生的对话，也有心灵的独语……如此这般的林林总总，你如果是蓦然相遇，也许会目迷五色，不过细加体味，仍可见一条清晰的线索与一种稳定的取向，这就是，作家对记忆之门的深情回眸，对时光之水的精心打捞，它让人想起王鼎钧先生关于以笔捡拾生命脚印的说法。从这一意义讲，晓兰的散文最终是“我”的心灵史和成长史。

　　大约与冰心传统和女性叙事相关，在晓兰的散文中，爱是一个恒久的主题，也是一种稳定的基调。在这样的主题之下和基调之中，作家时而咀嚼亲情的真味，发现母爱的深沉（如《母亲的眼神》《搭一个葡萄棚架给父母》）；时而品咂家园的内涵，领略文化的魅力（如《故乡行》《我生活的城市》）；时而倾吐江山之恋，以此折射历史的变迁（如《醉花阴享太平》《仙缘谷·绿水江》）；时而拥抱万物之灵，就中感受自然的律动（如《风花雪月》《关于玫瑰》）。而《一只懂兵法的鸡》《狗过龙门》《蜘蛛、蚂蚁、小青虫》《穿皮靴的小吃客》等篇，竟将作家的一腔柔润和一派天趣，洒在了许多乡间动物的身上……毋庸讳言，情感美文，如此这般的艺术表达，在“写什么”的层面上，或许并无太多的新意，但从“怎么写”的角度看，它却最终呈现了属于作家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摒弃雕琢，祛除矫饰，用澄澈的童心、清纯的灵智以及本色的文字，讴歌生活的真美与生命的真爱，从而彰显一向为散文所倚重的真实和真诚的力量。

　　深切呼唤和生动状写生活与生命的爱与美，是晓兰散文的重要内容，但却不是唯一内容，除此之外，在有些时候和某种情况下，因为情感或道义的驱使，晓兰甘愿打碎内心的温馨与浪漫，而以或勇敢或凌厉或焦灼的笔触，直面人世间同样存在的哀与痛。请看《怀念我的哥哥》，该文写了作家唯一的、但不幸英年早逝的哥哥。其中“我”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将哥哥换回的那份撕心裂肺，已是哀恸之极，而哥哥病退之后生活和医疗上的精打细算，更是尽见酸楚与沉重，从而让人感受到普通劳动者命运的残酷和生存的艰难。《披着“魔鬼”外套的天使》把香烟当作审视和品味的对象，但是却没有单单谴责吸烟对人体的危害，而是调动主要笔墨，披露了吸烟与灵魂迷醉的共生，与内心苦闷的纠缠，进而揭示了“魔鬼”之所以变成“天使”的幕后推手——现代人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精神压力。如果说《怀念我的哥哥》《披着“魔鬼”外套的天使》着重表现的是情感与灵魂之痛，那么，一篇《农民》所传达的则主要是一种社会之痛。这篇作品从作家的观察和体验出发，结合“我”对油画《父亲》和粤语歌《农民》的理解与感受，以饱蘸深情的笔致，勾勒出中国农民为改善生存和改变命运所经历的种种艰难、悲苦和隐忍，其中包含的那种激动、焦虑和无奈，分明触及到了历史的病灶。显然，这类作品给晓兰的散文平添了深度，也带来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

　　晓兰的散文有爱也有痛。而无论是爱的诉说抑或是痛的倾吐，都不甘于只作表层的宣泄和平面的推衍，而是喜欢在动心亦动情的讲述中，比较自然地浸入一点儿理性的思考，融入一点儿形而上的元素，从而为读者提供一点值得咀嚼和回味的东西。应当承认，这样一种追求，在很大程度上把晓兰的散文同“小女人”散文区别开来，从而具有了较多的人文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