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字典》是无价的

      索尔仁尼琴：我们来谈谈那部非常伟大的《达尔字典》（由19世纪学者学者弗拉基米尔·达尔编撰完成的史上第一本俄语字典，共4卷），在劳改营内你不能阅读任何书籍，就像我最早的文学创作，都是秘密进行的，我抓紧一切时间阅读：我们走路，交谈，点名，等20分钟。而我一直在阅读，每个人都觉得我疯了：狂读一本字典!某只老鼠会跑过来探头探脑。借此我学会了很多俄语单词。我通读了全部四卷，《达尔字典》是无价的。

　　索科洛夫：您重新学习俄罗斯语?

　　索尔仁尼琴：没错，那就是我的做法。我让自己熟悉它。我经常记下表达方式，也听，我经常做笔记。来自不同地区的方言帮助很大，例如，伊凡·杰尼索维奇（索氏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主角，原名《854号劳改犯》，作者经过“缓和处理”后才得以发表）说的就是梅晓拉（Meshchera）方言。在梁赞地区以东，弗拉迪米尔以南，那个地方被叫做梅晓拉低地。我因为“生造”词语而遭到很多批评。我们与真正的俄罗斯语脱离太久了，当我试图修复丰富、清晰、纯正的俄罗斯词语时，它们看起来好像是我的“发明”。有些成功了，那些我使用了这些词的小册子受到了非难。但词语本身被广泛传播而且滥用了。但是你看，这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的词语组合。每当我拼出一些从未有过的东西时，他们就开始大叫大嚷。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我只是把早已存在的东西拼在一起而已。

　　索科洛夫：就本质而言，艺术诞生于复杂和高度戏剧性的环境。这就是艺术诞生的方式，不是吗?

　　索尔仁尼琴：不一定。它也可以是平淡而抒情的，戏剧性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对于文学和艺术而言，从1917年开始，已经出现了很多新事物，但只有很少是我们可以写的，如果我们违规，我们就被清除，那些描写了这些事物的人，那些被烧毁的作品……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是如何被带去审问的：房子中间是一大堆文件，一些人的房间在晚上被搜查过了，并搜出了这一堆，审讯者正准备处理它们，很大的一堆，很高，形成了一个圆锥形，大量的手稿和书籍，审讯者坐在远离我的桌子边，在我们之间就是那座纸山。我吓呆了，我想：一切都完了。我的战争日记被烧掉了，五本笔记本，一切一切，我被剥夺了那些回忆。我所有写于前线的笔记都没了，这就像一种象征，你明白。所有这些都消失了。在俄罗斯有太多的东西被摧毁，1917年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极大的改变了，人民也变得不一样了。

　　索科洛夫：我有一种感觉，文学生存在过去，过去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过去。文学发现它在过于迅速匆忙的生活中是难以生存的。

　　索尔仁尼琴：不，这只是纯物理性的：人天生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看清身边所有的一切，一个艺术家应该要和他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他只是记下一时的印象，那更像一篇随笔，一篇报告，而不是一篇艺术作品。只有极少数作家能够捕捉到即时的现实碎片。契诃夫可以做到，但是大多数人都需要时间以让自己的感受沉淀下来。因此，在特定的年龄有些人会开始写作，不是关于历史的过去，而是关于他私人的过去，关于他自己生命的早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回忆录？许多人写关于他们的青年时代，何时？在他们的老年。老年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往日的记忆片断变得格外鲜活。关于这点是有心理学依据的。

　　索科洛夫：阅读历史可以锻炼语言吗？索尔仁尼琴：要看作家。对卡拉姆津而言，是的，显而易见。我没有学习他，因为他仍是个18世纪的人，而我是19－20世纪的。卡拉姆津的历史书是诗歌，人们把他的那些短句当作格言记下来。重复诵念，用心体会它们。谢尔盖·索罗维夫就没有这种能力。词语就像元素周期表里的小格，所有的元素都已经存在了。人们也许忽略了它们，但是它们仍然存在。

　　索科洛夫：就是说，一个词即使不被说出来也是存在的？

　　索尔仁尼琴：没错。索科洛夫：所以，词语可以脱离人而存在？索尔仁尼琴：它们存在。很偶然的，这个词干从来没有和那个前缀放在一起过，而现在它们被放在一起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

　　索科洛夫：但是，在某些观点看来词语必须由人创造出来。

　　索尔仁尼琴：语言它就在这里，而且它能抽出任何新枝，别说什么：他是个发明者，他创造了新词。他们总是叫我发明者好像我创造了什么，我什么也没创造。我不过是拿出了早已存在的。那就是全部。语言是一棵活的树，一段活的茎，一切都在其中。去看，去确认，去找出来。

　　人应该，普希金说，让灵魂处于一种绝对的状态，那是一种特殊的状态，万事顺利，当一部作品进展顺利的时候，就像在下国际象棋，你快要赢了，而且它会自动发展，不管你走哪一步，你都会赢。在那里，你会看见一把餐叉，一个唾手可得的猎物……普希金过去常说他不知道故事会如何结尾，我赞成这样。另一方面，对于像《红轮》这样的鸿篇巨制来说，一切都是由历史所决定好的。我不能改变它的过程，不能改变个别的事件，我的工作就是找出真正的事实，尽我所能地找出更多，并把它们紧紧地编织在一起，没有空隙留下，没有争辩的空间。所有的真实都在一起，没有空余的空间，真实无处不在。我刻意减少虚构角色的出现，为了把历史人物当作我自己的虚构人物来描写。我挑选了好几打的人，把他们当作我生活中认识的人来描写。我在他们身上花了数十年时间。所有那些二月革命的领导者，我意识到《红轮》将会是一部宏大的编年史，与其相似的作品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现在我已经衰老到没法再写巨作了。

　　我和写作有一种神圣的关系，我在履行某种义务。他们在上帝之前的责任感已经逐渐消退了，即使和上帝无关，也是某种更高的力量或者监督者。某些比人自身更加伟大的事物。这种责任感的缺失是最主要的原因。今日的作家，他们全部都只在扮演小丑，写一些纯粹的胡言乱语。他们把贝利亚捏造成尼古拉二世的亲戚，然后就围绕这个构建出自己的小说，或者把夏伯阳当作一个神秘主义者。这种胡扯是为了什么？这种例子可以没完没了地举下去。这是从人的衰落到精神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