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与城市的千丝万缕联系(2)

　　明声哥无儿无女，不但腿残，由于战争年代恶劣的环境条件还落下了严重的气管炎和关节炎，生产队时集体照顾工分，靠明声嫂一人劳动，日子还过得去。土地分包到户后吃的不愁了，但明声哥的病越来越严重，抚恤金远不够支付药费，没办法，明声嫂就用排子车拉着明生哥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县里有关部门讨药费。县财政困难，就往乡里推，明声嫂就拉着明生哥去乡里找，找的次数多了，烦了，就与人争吵，书记乡长就训斥明声嫂：“你还是老党员呢，这点觉悟也没有，不知道乡里也困难吗？”这一句似乎击中了她的要害药物，明声嫂就低下头抹抹眼泪拉着丈夫回家。那时我还在县里工作，见了我她就眼泪汪汪地叹气：“兄弟，你看我这命，年轻时候体谅国家困难，我跟着你哥回农村吃苦，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国家还是困难，咱是党员，厚着脸皮硬找，自己也心虚。”

　　从公家讨不到医药费，明声嫂就自己想法解决，起早贪黑，养猪养羊，千方百计挣钱给明声哥拿药治病，她住的两间土屋一下雨就漏水，尽管穷得叮当响，可每年的公粮她总是第一个交到粮站。别人善意地提醒她，明声是有功之人，你家里穷，完全可以不交。可明声嫂还是照交不误，她私下对我说：“我和你哥都是党员哩，咋着也不能让人家说咱没觉悟。”

　　尽管明声嫂尽心尽力，可明声哥是老病根，整天病恹恹的不见好转，明声嫂常到邻居二婶家叹气落泪，情感美文，二婶是神婆，就安慰明声嫂：“现如今求人不如求神，你要是不嫌弃，我帮你在杨仙那儿祷告祷告。”一来二去，说的多了，明声嫂无奈之中也就动了心，就常常在夜里偷偷随二婶到杨仙前烧香磕头，乞求保护。同时在二婶指点下把在杨仙西侧的明声哥的爷爷和父亲的坟迁走，找风水先生看了穴地重新安葬。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明声嫂来串门，进门直奔主题，村里集资盖庙，要我捐款。她说自己当年不该带头砸庙，得罪了乡亲们，也得罪了杨仙，自己现在无依无靠，是报应。她说自己晚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集资为杨仙再造一座新庙，免得死后到阴曹地府受罪。她对我说，要不是咱村老杨仙保佑你，你就吃不上公家饭。要我多拿一些钱，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

　　今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时，明声嫂牵头张罗的杨仙庙已经完工，她和那些神婆们一样打着扇鼓有板有眼地在庙前跳着，嘴里絮絮叼叼祈祷着什么，初春的寒风零乱着她的白发。当年那个风风火火破“四旧”的明声嫂怎么都难与眼前的她对上号。

　　算命

　　有一位对《易经》颇有研究的朋友看了我的手相和面相后说，你这人没有大福大贵，也不会有灾大难，一辈子平平淡淡。他的话使我甚感欣慰，因为作为一个在城市讨生计的乡下人，能够平平淡淡就已经算烧了高香，还敢期望在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社会里得到更多的什么？

　　在这之前，我和我们村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对算命一向持排斥态度，就像城市排斥我们这些乡下人一样。也许是自卑心理作崇，我总觉得脱胎于农村的城市，对农村有一种排斥感，包括一些出身农民的城市人，不知是城市的进步文明让他们对比出了农村的落后愚昧，还是命运的改变让他们有了骄傲的资本。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对算命的排斥源于幼时在乡村的一个具体事实。那时，听到清脆的梆子声，我放下碗就往街里跑，知道胡瞎子来了。我不明白小时为何对胡瞎子那么感兴趣，虽然我并不想请他算命。

　　胡瞎子是邻村胡庄人，隔一天来我们村一次，很准时，手里的槐木梆子是他进村的前奏。那会儿算命也属“四旧”，胡瞎子就格外小心，走几步停下敲几下梆子，大声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声音凄婉悲凉，同时他也在支愣着耳朵观察人们的反应，相信确实没有村干部在场，便找一避风墙角坐下，有节奏地敲着梆子招徕生意。算一卦三五毛钱或两碗稀饭一个窝头。

　　算命的大多是中老年妇女，村里的男人们都不相信，我父亲就说：“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胡瞎子算卦不能信。”村人不相信胡瞎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胡庄传来的。胡瞎子夏天总是喜欢摸索着蹬梯子到平房顶上睡觉，天明后摸着房檐找梯子下来，有一年麦收后邻居男人邀胡瞎子去村外生产队的麦场上睡，说那里凉快。第二天天亮人们卷起草扇子回家拿着工具下地时，见胡瞎子还在麦场上双手摸索着，人们问他找啥，胡瞎子说，咋我找不着房檐儿在哪儿哩？原来他还以为自己睡在平房顶上。

　　不信归不信，可一旦有了解不开的心事，走投无路之际也有男人找胡瞎子寻求心理安慰。比如我的四爷，从三十六岁开始吃了饭就吐，家穷孩子多，舍不得请医生吃药，就花三毛钱请胡瞎子算卦，胡瞎子问了生辰八字，信誓旦旦地说，没事儿，你的寿限在七十八岁。结果四爷就在家硬撑着，终于在三十八岁那年吐了一场大血后离开了世界。

　　我参加工作后远离了村庄，也远离了胡瞎子的梆子声。偶尔回家住几天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梆子声，我问父亲，父亲说胡瞎子在外地算卦，本地挣不了钱。

　　前年深秋一个周日的中午，我在街上闲逛，忽听身后有梆子声，转身一看竟是胡瞎子，他脸色红润地从饭店走出来，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敲着梆子。我好奇地尾随胡瞎子来到沁河北岸便道上，原来这里是一个算命占卜的市场，十几个姿态各异的人坐在便道上，面前铺着一块红布，上面写有相面大师、易经大师等自我推介的广告词。想不到改革开放竟也给胡瞎子带来了新机遇。

　　从此我便留意起了胡瞎子，周末总是有意无意到沁河北岸便道上走走，每次都见胡瞎子面前或多或少有人在听他解释预测命运，其中有珠光宝气的女人，也有干部模样的占卜者。去年父亲来邯郸过冬，闲谈时，我说了胡瞎子的事，父亲皱了皱了眉，说：“也真日怪了，城市人真是吃饱撑的，咋也信胡瞎子的胡言乱语？”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又自言自语道：“天无绝人之路，都不信胡瞎子他靠啥吃饭？”

　　父亲和我一样，对算命的排斥都来自于对胡瞎子的了解。然而他老人家也许没有考虑到，更多的城市人对胡瞎子是不了解的，况且土地上土生长的有些东西比五谷杂粮更容易让人吸收。更何况中国大多数城市是众多乡村的组合体，城市对农村有排斥，也有内在的千丝万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