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无法实现的是遗憾
我和我的妻子是安徽省肥西师范的同学,她低我两届。我当时是学校的文娱骨干,不仅担任校广播员,而且经常参加文艺演出,可谓出尽了风头。我也成了她心中的偶像,但当时我并不认识她。 1961年我毕业了,留在肥西师范附属小学教书。她还在读书。 1962年上半年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外面正下着零星小,一个我不相识的美丽大姑娘突然站在我的教室门前。没等我开囗,她就叫我的名子,并说:“请借一把伞给我用一下,我要回家,天可能要下。”从那时起,她就成了我追逐的目标。回想起来,在那恋爱的一年多里,我感到无比的温馨。虽然她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帮干农活,因为她有五个弟弟,家庭负担重,但她每周总还是一抽一出一个晚上,和我约会,享受我们俩的甜蜜……那一段的恋爱给我们的婚姻打下了牢不可破的基础。 她终于毕业了,我也随她调回工作。我们便于1963年12月30日,到长镇公社领取了结婚证。当晚就在我单位的单身宿舍里,渡过了我们的新婚之夜。当时没有灯红酒绿的宴请,没有男婚女嫁的排场,没有房子也没票子,只有两颗年轻急切的心为融为一体而跳动。面对天上一轮圆月的贺喜,河的祝福,我们心满意足了。那一一夜她睡得很香,可我却陷入了沉思:感谢她对我的信任,她能把自己一生的托付给我,这是一笔多么大的赌注啊?又是一份多么深重,让我一生也无法还清的情意啊!我暗暗地发誓:在今后的路上,我会好好地保护她,用我的身体为她遮风蔽雨;用我的努力,为她创造。 几十年就这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风霜侵蚀,坎坷历尽,我的诺言却没能兑现,总感到对不住她。当我把这篇写好的读给她听时,她很满足,并毫无悔意的说:“这就是幸福,如果有来生,我还会在奈河桥等你!”听了她的这句话,我的眼圈红了,反问她:“这能算得上幸福吗?” 一 记得结婚仅仅四个月,也就是1964年4月。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风雨如盘日子里,我被卷进一场所谓的阶级斗争旋涡里。我们正常向当时的县教育局反映校内存在的问题,竟然触怒了极左的校长,他把越级反映情况视为反一党一行为。竟然罗织罪名,无限上纲,将我们几个爱管闲事的青年和校内两位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联系在一起,认定为反一党一小集一团一。一时间风声鹤唳,我被停职隔离审查。那时刚刚21岁的我,怎能经受住如此沉重的打击。县教育局派来的专案组轮番审讯、逼供,要我们承认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我被逼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骨瘦如柴,几度想自一杀。就是在那被隔离,欲生不能,欲死不甘的情况下,是我的妻子不离不弃,安慰我,陪伴我。在我要投河自一杀时,她紧紧地抱着我。在我欲一死了之时,她竟要和我一齐去死。就这样,我被她劝了回来。接着我被勒令离校,连我的亲一哥哥也怀疑我是反革命。在无家可归的情况下,是我的妻子,帮我挑着箱子和被子,回到她的娘家,使我渡过了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后来这起错案得到了纠正,撤销了对我的处分,我打趣地对她说:“要不是你,我的骨头早就打鼓去了!” 二 1965年7月,官亭区委领导派我到霍邱县参加“四清工作队”,让我这个嘴上无一毛一、做事不牢,口无遮拦的年轻人接受一次锻炼。我的爱人知道我是第一次离家去远地工作,为我作了充分的准备,连洗脚布、卫生纸都准备了,甚至还给我缝制了一件棉兜,怕我着凉胃痛。在那段我们一生中分别最长的时间里,我们彼此想念着。她在日记里数着日子,盼我快点平安回来。我每周给她写一封信,每封信都不按照固定的格式来写,总是用信的内容组成“我爱你”三个醒目的大字。那时,我们真的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的谈情说爱。 到了1966年的6月,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们工作队按照上级的部署,要开展除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工作队通知我,我所负责的白果生产队的两个平时爱讲巧话的社员被列为牛鬼蛇神,将要在几天后的群众大会上接受批斗。当时我急得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到处为他们说情。一急之下,我于1966年的6月12日的深夜,大量咯血。第二天一清早,就被送往六安专署医院住院治疗。几天后我的爱人得到消息,便立即抱着刚满六个月的,从偏远的农村小学赶到六安,给我送去关爱和安慰。我记得专署医院离城内旅社有4华里,我送她去旅社,那么远的路,她一个人抱着,硬是不让我替换她。在那矮小的旅社里,热得浑身上下都是痱子,她也坚持陪我。在她陪伴的三天里,我们尽情地享受着在一起的幸福。每个晚上,由于我身体的原因,虽然我们没有同床,但我们是满足的。记得一天晚上,夜幕降临,医院旁边河流的桥上,那弯明亮的新月,曾记录下我们多少倾心的交谈。我们谈现在,谈过去。我不由自主地问她:“要是我们在尽头不得不分手的时候,是我先走时,你该怎么办?”她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忧伤深深撼了。紧紧地依偎着我,苦苦地劝慰着我,使我又振作了起来。 当时我们尽管结婚才短短的两年半时间,却使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相敬如宾,什么叫举案齐眉?什么叫相濡以沫?什么叫患难与共?我妻子的一言一行是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