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需谨慎

    不管写何种文体的文字，难免要用典。典，一般均引自典籍或典故，是经典的古书中描写过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名人名言、诗词名句等。用典用得好，往往能使事半功倍，但假如因用典者粗疏，或凭借错误的记忆，随手用典，就会出错。错典，其杀伤力可以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就拿我近年来阅读中的发现，仅举数例：

　　在一篇题为　《山之上，有国殇》　中写道：“为什么我们的民族会有那么多黑色的日子啊！”接下来列举了“九·一八”、“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还有1860年10月18日的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

　　这里有个小小的疏忽。因为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是在1900年。1860年（咸丰十年）火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而不是八国联军。

　　又比如，在　《散文选刊》　某一期的“获奖作品特辑”中，有一篇获奖散文写道：“正当　《辕门斩子》　戏中包公秉公而断，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正义将要伸张，丞相之子正被腰斩……”云云。

　　这却是个较大的疏忽了。略通传统戏曲的人都知道，　《辕门斩子》　是杨家将忠烈戏，而不是包公清官戏。辕门一般指将帅的营门及督抚等官署的外门。　《辕门斩子》　是指北宋杨延昭元帅使的一出“苦肉计”，扬言要将独子杨宗保斩首示众，目的是逼穆桂英飞速下山，为朝廷和杨家所用，并顺手卖穆桂英一个天大的人情，所谓“兵不厌诈”是也。从文法上来说，“斩子”是“斩其子”的缩写，是指发布命令的主人公要斩的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其他权贵的儿子。而“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惩恶扬善用的是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情感美文，在大堂上一字儿摆排。他怎么会把“丞相之子”拉到军营去“腰斩”呢？显然是子虚乌有，张冠李戴。

　　再有，在一篇题为　《君子之睡眠问题》　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写，也似乎犯了大多数作者可能会犯的问题：　“‘头悬梁，锥刺骨’　那是苏秦在苦读，头发吊在房梁上，一锥子扎进骨头里……”

　　这处用典的失误有三：一、“悬梁”语出　《太平御览》　一书，晋·张方　《楚国先贤传》　云“（汉）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悬头至屋梁以自课。”二、　“锥刺股”语出　《战国策·秦策一》：苏秦第一次游说秦惠王“连横”失败后，狼狈地回家后，又受到父母、兄嫂、妻子的冷遇，喟然叹曰：“是皆秦之罪也。”遂发誓与秦为敌，并发愤攻读兵书。“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三、苏秦“锥刺股”而不是“锥刺骨”。是把锥子刺在大腿上，鲜血直流到脚后跟，让疼痛帮他战胜瞌睡虫。假如“把锥子深深地扎进骨头里去。”那就变成了酷刑，也许会昏厥过去，还怎么读书哇。

　　后世以来，常将“悬梁刺股”放在一起说，以至于和“卧薪尝胆”同样成为古代励志名言。所以就有人误将苏秦“锥刺股”和孙敬“头悬梁”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事迹都放在苏秦一个人身上。

　　值得说明的是，这些作者都是重量级的散文家。他们的作品情感充沛，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思辨性强。文笔或干练、或蕴藉、或娇丽、或跳脱。因为喜欢读，所以读得仔细。因为读得仔细，就读出了他们用典的粗疏之处。说出来吧，有些不敬；不说吧，又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古人云，“论必据迹（宋·欧阳修《或问》）”。因此，用典需用心。不能仅凭记忆，随手拈来，不查不问，以致错讹迭出。假如再有文学青年因为这些是名人名文就不加思考地将其典照搬照用，以讹传讹，岂不贻害深远吗？

　　我所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文章中的错典，经过了多少位责任编辑和校对人员（包括原刊、选刊的编、校人员）之手，又在评奖时经过了多少位评委的法眼，怎么就没人发现，并提醒纠正呢？是因为名人名文就看也不看，一路绿灯吗？

　　不能不说，现在有些编校人员的历史常识确实欠缺。例如我有一篇文章在某权威刊物发表的时候，硬是把“北宋太学生”改成了“北宋大学生”，令人哭笑不得。

　　又如，久禁不止的错别字，在某些权威的大报大刊上也层出不穷。因为现在的作品大多用电脑写作或打印，并发送电子邮件，我甚至可以从经常出现的错别字中发现作者或打印者的打字手法。比如：经常出现形义相近错字的人大多惯用五笔打字法；经常出现同音别字的人则惯用拼音打字法。错别字似乎是电脑在惹祸捣鬼，但电脑总归是由人操作的吧。

　　我读文章，不大注重作者地位高低，名气大小，只是注重文章本身的气势、魅力、色彩。就像我养盆花，并不注重花之名贵与否，只喜欢盆花的气势、魅力、色彩。读文章读出错典与错别字，我虽早已不当编辑了，但仍习惯于用铅笔在报刊边角空白处把它们一一校正。就像掐去盆花中的枯枝、黄叶，或枯涩了的花瓣。

　　难道报刊的编辑校对人员不应该培养成这样一种自然的职业习惯吗？难道报刊的编校人员不应该锻炼出校正仇雠的自然品格吗？当然，作家们如果在文章脱稿后，再静下心来仔细地审阅、检查几遍，就是对读者和编、校人员最负责任的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