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有两个老师

 

　　小时候尽管生活在上海，但因为那时幼儿园还没有普及，只有家里条件好的孩子能上，而我家困难，不可能上，因此，见到的第一批老师是66年春上小学时上课的老师。那时对老师是骨子里敬爱与畏惧，尽管很快是文革，也没怎么认真上过多少课，而且高年级学生还曾造过老师的反，但在我们低年级学生的心目中，老师一直是神圣的，权威的，同伴之间争吵、打架很多就是因为自己心中这座偶像受到对方不敬所引发。

　　在这第一批老师中印象最深的是班主任张老师，20岁出头，很清秀，因为她上语文，因而大家学语文、写作文的热情非常高，我虽然只能通过死记硬背课文来取悦于她，写作文一直竞争不过其他同学，尤其是竞争不过围着她的几个女同学，但是，我对语文和写作的兴趣却是发端于此。

　　张老师平时很严肃，教课也认真，上完课布置作业，让学生当堂做，如都做完了，她总会坐在讲台后面的椅子上看着大家，然后说：现在看哪个同学坐得最端正!大家便齐刷刷地两手背在后面，挺胸坐正，她就开始表扬：某某某、某某某坐得最好，被点到名的某某某、某某某便脸一下红了，很激动地坐得更好了。

　　当然，这些表扬中从来不会有我的名字，虽然我也从不放弃努力，在我的记忆中，她对我的表扬一般都是间接的，即母亲开家长会回来转述：说我老实，记性好，等等，虽然不多，但对我后来的人生暗示极大。

　　她对我仅有的友善表示只有两次，一次是进行战备演习时我发烧，她很和蔼地给我吃药、敷冷毛巾。另一次是我随全家下放，哥哥带我去学校找她开转学证明，她很亲切地问了我几句话，这两次都让我十分感动，甚至很想哭!以至我11年后大一寒假回上海特地让小学同学陪同去看她时，还想唤起她当年的那两次亲切表情，结果很失望，因为她说她记不起有我这个学生了。

　　确实，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学校老师、班主任至少在我面前一直比较严肃，就像她那张清秀的脸，虽美却冷，如果让她变得温柔和蔼，似乎会使她比较费力，但若更严厉倒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在文革最狂热的时刻，家里三次炒家，门口贴满大字报，大人们被批斗得整天战战兢兢，所以，就让我们小孩当心点，表现积极些，正是在那样的情况和心理下，有一次张老师带着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小学生读中央全会公报，其中有两条她特地拿出来考问我们：同学们，中央作出了两个决定，一是拥护谁?二是审查谁?虽然，大家才听张老师宣读过，但对“拥护”和“审查”两个词都弄不懂，所以都静默，见此情景，平时即使举手了也捞不到发言机会的我便举起了手，她就让我站起来回答，我想了一下说“拥护刘少奇，审查毛主席”，同学们依然静默，但她一下子把我拉到讲台前面，破口大骂：你说反动话!你父亲坐牢，看来你也想走他的路!……足足骂到下课才结束，骂得我撕心裂肺，痛哭流涕，就像到了世界末日。回家后，听大人说到有谁有谁因为说错了话被斗得死去活来，更感到惊恐万状，好在这件事还是过去了，她后来见到我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严肃，但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下放农村后因帮大人做家务、干农活，上学断断续续，前后遇到许多老师，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两个老师。

　　第一个还是班主任，也姓张，也是女性，也很严肃，所不同的是：比较胖，父亲是公社干部，介绍是无产阶级自己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后来才知道是县“五七”大学毕业的，也就是之前、之后的县师范。

　　她上课很认真，美丽心情，认真到固执的程度，因为那时我们已经长大了一些，对老师不再敬畏到小孩子的水平，同时，私下里也找来很多书看，所以多少也有一定的知识面，对她上课时的一些明显缺点也会评论评论，她便很不满，在期末成绩报告单评语中总会在一大堆客客气气的套语后面忍不住写上“但是私下里谩骂老师”之类的煞风景的话来，经常给一些家有粗识文字、又认死理、同时脾气还暴躁的家长的学生带来一阵拳脚!

　　第二位姓段，是男老师，安庆916中学毕业，也就是安庆一中毕业，高中生，下放知青，长得英俊潇洒，知识面极广，口才又好，数、理、化、语、史、地、政以及美术、英语、体育等全会，而且教得都很好，板书、钢笔字也非常好，对学生态度也好，总之，在我们的心目中几乎是完美无缺。所以，学生非常崇拜他，在学生中的威望极高，再调皮捣蛋的学生，包括一些有背景的纨绔子弟都被他训得服服帖帖，而且心甘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