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惯性才有更多可能

　　像上学时翘课一样。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忍受周而复始的疲惫”生活”和忙碌工作，开始向往生活在别处的惬意。当然，在打卡机面前，在繁重的工作面前，真想“翘”一回，并不那么容易，但不管压力的来源有千万种，我们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扔掉所有的包袱，做点虽然无用但自己喜欢的事。彻底为自己活一把，真的很有必要。它可以让脚步暂停等灵魂跟上，以乐趣战胜焦虑。以平和心态迎来”人生”新境界。“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上世纪70年代，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中国》，无意中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早已淡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忙，忙着挣钱，忙着升职，忙着考研……忙，成了中国人最大的共同点，正如2011年下半年那首歌唱的，“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我是邰晶，我没时间生孩子;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突然很想不去上班，发一发呆偷一点懒，我真的没时间、没时间……”

　　中国人到底有多忙《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中产阶层休闲满意度”调查，该调查发现，超时工作，是很多”职场”人士的生活状态。在受访者中，仅有23.7%的人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每周工作时长超过40小时的达76.32%，其中，28.8%的人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0个小时，还有11.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郎咸平曾经算过一笔账：中国人均工作时间排名世界第一，一年高达2200个小时，美国为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兰则只有1389小时，为全球最低。

　　因为忙。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爱好，牺牲了生活的情趣，牺牲了在夕阳下与自己的爱人和孩子散步的”幸福”，生活变得暗淡无光，就像林奕华导演的话剧(华丽上班族之生活与生存》中小白领李想那一段感叹：“黑色星期一。星期二也是黑色的，星期三最黑，星期四有点灰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身体做疯狂舞动状)……唉，又是黑色星期一!”很多人都像李想一样厌倦这种周而复始的疲惫生活，可除了忍受，除了抱怨，我们又为自己做过点什么?“我必须拼命工作，之后才能痛快花钱和休假。”31岁的杨建平就职于深圳一家广告公司，月收入9000元。因为赶着制作一个大客户的方案。他和其他20多位同事一起，连续三个月没有休息一天，而且常常加班到深夜12点。因为“老板向我们承诺，只要拿下这个客户，奖金大大的，休假长长的!”杨建平说，“每次加班加得要崩溃的时候，只要想象着马尔代夫的蔚蓝海岸线和金黄沙滩，”心情”才能稍稍平衡一点”。

　　走出惯性才有更多可能

　　很多人都像杨建平一样厌倦这种周而复始的疲惫生活，有没有想过翘掉现有的生活。生活在别处?大部分人会说NO，那是奢侈品。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最早说“生活在别处”的不是昆德拉，而是一个法国”诗人”兰波。兰波曾经3次“翘”掉原来的生活，最终他一路走到巴黎，辗转比利时，还到达伦敦。虽然一路潦倒，但正是这段时期，诗人的”诗歌”创作达到了高潮，写下了著名的《地狱里的一季》。这个”故事”留给了我们一个可能：一个人只有走出生活惯性，不在重复中思考的时候，你才会掌握更多的可能性。

　　在决定翘掉目前的生活之前，志平是广州一家媒体的记者，去年一场大病差点夺去他的生命。病愈之后，他毅然决定离开工作了10年的媒体去了向往多年的欧洲，因为他突然体会到生命的珍贵，他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独自体会和感悟生命的玄妙，而欧洲够安静，文化氛围浓重，是个能让人慢下来、好好思考一下人生的地方。其实决定递辞职报告的时候，志平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毕竟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年，每位朋友、每个熟悉的地方都会成为一条无形的线，拉扯着他。但是当辞职信真的交上去之后，志平心里反而舒服多了。志平说那是一种释然，同时融合了一种对未来生活的希冀，非常美好。志平的计划是先去学习语言，等到语言过关之后或继续深造或在当地找份工作。“或许过几年之后，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方式有让我改变的必要之后，我会重复今天这种‘翘生活’的举动，或者去另一个国家，或者回到中国来。”在志平看来，只有这样，有限的人生才会真真实实地被抓在手中。“从今以后。我要为自己而活。否则，我会在‘犹豫’间蹉跎了自己的”梦想”，”